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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

  • 作者:上海书评 任剑涛
  • 发布日期:2014-03-13


在今天的历史学界,似乎很难找到比诉说“现代世界诞生”更为混乱的论说主题了。各种关于现代世界发生史的叙述与论证,不断楔入人们的大脑,让人感到莫衷一是的倦怠。收到书评编辑寄赠的艾伦·麦克法兰所著《现代世界的诞生》,嘱写一篇书评,心中不禁有些不知从何下手的烦闷。这类著作汗牛充栋,大同小异,对中国人已经形成的现代世界常识来讲,还有什么好说?但翻阅一过,倒真还觉得这是一本有些创意的作品。书中关于英国闯入现代世界的历史叙事,固然没有什么令人惊异之处,但他进入话题的姿态、关于现代的历史观、对于当下流行的某些历史理念的直接反拨,完全值得缕述出来,供人们品味。

正本清源的复辟史学

关于人类迈入现代世界的历史学叙事,本来是有一个因流行而被公认的模式:这种被人们命名为“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总是不约而同地指出,正是由于“欧洲”或者“西方”先发的现代化转变,出现了古代向现代的结构性飞跃。当欧洲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紧密结合的现代模式,推向美洲和亚洲的时候,表明源自“欧洲”的“西方”模式,成为全世界具有示范意义的现代基本模式。因此,在现代的历史叙事中,充满着千篇一律的欧洲崛起、西方兴盛一类的言说。

但到了1968风暴之后,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后现代哲学掀起了解构、去中心的哲学浪潮。原来建立在启蒙哲学基础上的、稳定的现代叙事模式,一时变得风雨飘摇,信从者对之的信念似乎大大动摇。一种祛除本体的意欲逐渐主导了人们的思考。相应地,无本体的现代转变思考开始出现并兴盛起来。于是,对非西方世界古典思想的尊重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开始“平等地”对待东西方思想,并且人们开始认定,东方思想也具有“现代性”内涵,东西方只是在发展状态或者发展阶段上出现差异。如果不是西方侵入东方,东方社会也会出现自有其特点的现代转变。这样的观点,直接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叙事。后现代哲学思潮投射到历史学研究领域,便催生了所谓修正主义史学。这样的史学思潮,重在推翻早已成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以一种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眼光,重新打量东方社会或非西方社会,并基于谴责欧美国家以掠夺非西方国家建立起现代国家的立场,树立起诸如中国中心之类的新历史观。不过这类历史论述,也多还认定,中国这些东方国家,确实在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落后于西方节拍。只不过这样的分流,晚自十八世纪才出现并明晰起来。此前东西方社会并无太大差异。麦克法兰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像彭慕兰这样的修正主义史学家所阐述的、十八世纪东西方社会才出现“大分流”的说法,经不起历史检验,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远在十八世纪以前很多个世纪,东西方社会的分流就出现了,只是愈到晚近阶段,分流愈是清晰而已。十八世纪,已经是大分流出现大结局的时间点了(16页)。

麦克法兰不仅对修正主义史学颇不赞同,而且对影响甚为昭著的现代世界诞生的主要解释流派,也认为他们走了偏锋。他明确对马克思主义、韦伯学说、涂尔干理论发出挑战。他们普遍认为,英国先导的现代转变,出现在十六世纪。而他们分别主张的阶级学说、理性化过程以及社会团结观念,其实都无法说明英格兰起始的现代转变。而且他们对应现代变迁出现的社会问题所设计的种种方案,均未能奏效(5页),这就催促人们寻找健全现代变化的新答案。为此,有必要打破基于统一西方观念建立的现代转变论说模式,深探历史渊源,以便真正明白可靠地缕述现代世界诞生的历史状态。

拨开后现代的观念迷雾,将现代奇迹从世界范围的“欧-美-日”奇迹、还原为“欧洲”奇迹,进而坐实为“英格兰”奇迹(12-13页),便成为麦克法兰追究论题答案的退守型论述进路。相对于修正主义史学而言,这是一种复辟史学的路数。他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世界诞生”的终结性论述不感兴趣,也对基于统一欧洲概念的现代世界诞生的演变过程缺乏兴致,更对同情东方社会的现代滞后论述不抱好感。他只想对构成现代世界源头的真正原型加以勾画。他径直将英格兰作为提供现代世界蓝图的唯一论述对象。为此,他设定,人们论述现代转变或现代世界的诞生,必须建立的起码共识(16-18页):一是现代世界的诞生,不是一个优越于旧制度或古典道德的世界的诞生。这就免除了基于德性判断的价值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东西方社会究竟谁在道德上更为优胜的对峙立场。二是成为现代世界典范的原型,并不是一个必然如此的变化结果,它仅仅是随机变异的产物。这就免除了谁先进入现代,就比后进入现代的国家要优越,以及由此造成后发现代国家与先发现代国家的对抗性危险。三是出现在欧洲国家的现代诸要素,并不是欧洲自产自销的封闭变迁结果,而是采纳欧洲以外地区伟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的结果。这也就免除了伤害非西方国家自尊心的危险。这是一种相对于修正主义的创新性的复辟史学。因为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恢复欧洲奇迹、西方奇迹这类传统说辞的权威,而是挑战性地建立起英格兰才独树一帜地创制了现代世界的论点,并对之进行了全方位的述说。这是一种直接抓住源头,而不论它是否完型的方法论进路。正本清源,不是为了拨开修正主义史学对东西方现代渊源的复杂论说迷障,而是直接将模糊朦胧的现代世界起源论说,放置到原初发生状态加以澄清。于是,现代世界诸要素的最初来源变得不重要了,在欧洲完型的现代世界也相应不那么受重视了,现代世界的最初范型,才成为值得人们全神贯注看重的问题。

英格兰独自闯入现代世界

人类究竟是如何踏入现代世界大门的?这是一个基于历史叙事基础上的历史哲学问题。当麦克法兰确认了需要以英格兰的现代变迁来呈现现代世界诞生的真实面貌之后,他得为此聚集历史哲学资源,以免除人们对其设论能否成立的质疑。一方面,他确信,“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件罕事”(3页),由此奠定了一种论述这一话题的偶然性寻根的基调。另一方面,他认定,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一个“从一个农耕(agrarian)世界变成一个工业(industrial)世界”的过程。再一方面,他强调,“头等重要的是,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弄正确,而且是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余零件的关系摆正确。所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游戏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关系,等等,都必须恰到好处。这种契合得以首次出现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它终究出现了,而且,成功之后它又充当了第一个逃离农耕文明的样板,供其他社会效仿。”(7页)最后,他设定,需要确立一个简化的模型,以便呈现现代世界的特质,“一种让生活各领域保持分立的理想”(8页),一般跟昔日文明想当然认为的政治、宗教、社会与经济史连体的理念相区别。这四个论述现代世界诞生的理论前提,成为引导麦克法兰刻画英格兰何以成为率先逃离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变迁过程的理论基础。

为了免除人们对四个理由的质疑,麦克法兰进一步分辨道,现代变迁不能与技术混为一谈,更不能与时间上的“最近”相提并论,需要重视的仅仅是现代的特质。他引述托克维尔的说法,认同现代就是“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19页),这都是农民社会所不具备的社会特征。四大领域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同时出现某些现代世界诞生特征的时候,现代世界就算是诞生了:人口结构、政治支柱、社会结构、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的同时演进,则成为现代世界诞生的五项指标。由此观察,英格兰之成为现代世界诞生地,不是由于作者对自己所在民族的自我夸耀,而是因为它确实几乎同时具备了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而这又恰恰是当时世界其他地区要么完全缺乏、要么部分缺失的社会结构特征。

经过相对周密的理论清理,麦克法兰便开始诉说英格兰何以能够开启现代世界大门的历史故事了。他特别强调,英格兰的现代进程起自十二世纪,关键的现代转变出现在十二至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英格兰已经落定在现代平台上,十七至十九世纪则势不可挡地向全世界范围推开,构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世界现代史画卷。故事从贸易说起。麦克法兰经过经济史的考察,指出英格兰早在十二世纪就变成了一个热心的贸易民族,这与英格兰的地理环境、贸易传统、收益刺激有密切关系。关键在于,这样的贸易不同于修正主义史学所说的仰赖殖民地贸易,主要的贸易额度来自欧洲域内。这与欧洲域内的机械化和劳动力工厂化演进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可回避的是,当国际贸易展开以后,战争成为家常便饭。但英格兰作为岛国,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总是在国内打仗,而是在国外作战。这对英格兰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造成损失不说,反而成为扩大收益的方式。在军事侵略建立起殖民帝国以后,英格兰不像欧陆国家那样一心奴役和掠夺殖民地,而是以一种代理统治的方式,将权力下移,不露行迹地施行统治。战争、贸易与帝国携手,塑造了当今世界的面貌(23页及以下)。

英格兰的全面变化,在各个向度浮现。无疑,现代工业技术对现代世界诞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与农业社会的勤业革命完全不同的是,十三世纪末的英格兰已经开始了由农业机械化引导的技术革命。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英格兰借助复杂的机器,利用多种能源。机器取代人力,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一个“西方”现象,而是一个英格兰现象(55页)。机器生产替代农业生产,促使市场迅速发达。现代世界最核心的表征出现了——经济开始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领域,不再镶嵌在社会、宗教与政治之中:个人财产权受到高度重视,追逐利润、积攒财富、花费金钱的现代态度形成了,一种基于地主和农民各得其所的耕种方式,激励人们投入劳动和增加收成。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免除了农民社会的僵化。普遍的社会迁移和向上流动,增强了发展活力(57页及以下)。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善了英格兰的物质生活,十四世纪以后,英格兰就没有出现过全国性饥荒。十七世纪以后,更是出现了巨量消费,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品的生产,英格兰人享受到较多的闲暇和高质量的生活(75页及以下)。

在社会领域中,英格兰的旧制度社会结构早就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它没有贵族、僧侣、布尔乔亚和农民的法律阶层划分,社会阶级的融合性特点非常突出。绅士阶层,就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人士,不仅不具有特定的法律身份,而且其他人等可以随时晋身其中。至于中产阶级中的中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以及劳动者,尽管不被上层阶级看得起,但他们跻身上层阶级的机会却是开放的。这让各个阶层都具有自信心(95页及以下)。加上英格兰的个人主义传统,和平与不和平、争端与合作的精神同时生长。新的共同体格局形成了,人们在其中建立起寻求公平性的种种机制,诸如各种公平性游戏、政治机构、公共论坛不断涌现。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饲养活动和园艺爱好中重构(119页及以下)。英格兰的家庭结构,出现了重大改变:家庭不再充当基座,也不担任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组织者,家庭与社会分离——财产归于个人、教育归于社会、发展归于个体、交友出于自愿、社会建基互信。个人发展的愿望改变了多生多育的传统人口增长模式(139页及以下)。但个人并不是孑然独立的原子,他们通过不可胜数的社团,构成了公民社会。其中,信托机制的成熟,为全社会的相互信赖奠定了基础。社会的公共信任与博爱精神扎下深根。这构成议会民主制的深厚社会基础(159页及以下)。

在政治领域,十三世纪以来的英格兰政治演进,为现代政治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人民的参政议政、贵族的伟大而不傲慢、国王可以做好事不可做坏事的限定,在在帮助英格兰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成长为代议制民主国家。在国家权力结构上,英格兰中央化和去中央化混合,把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功能合理定位。一种政治契约理念,长期规导着英格兰的王权运作。寻求合作,绝对不夸大斗争的习性,让英格兰的统治者与人民拒绝残酷的政治机制。“便利的税收”让人们在平等原则基础上,根据定制纳税。征收的税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179页及以下)。而打破了家庭束缚的独立个人,对基于经验积累的普通法的信守非常自觉。这种不同于罗马法的法律定制,既避免了极端残酷的刑罚,又保证了个人权利的不受侵害。在约束与自由的关系张弛有度的基础上,整个国家显得秩序井然。社会仇怨也从不构成危害社会秩序的心理支持(206页及以下)。

在宗教及其衍生领域,英格兰的变化也十分令人瞩目。在宗教领域,一方面,英格兰属于基督教世界;另一方面,英格兰的基督教具有自己的特点。英格兰的路德主义强调个人良知,繁育众多教派,催化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英格兰国教制度的发展,使之直接与英格兰的国家建制、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宗教就此没有与国家权力结成一种宗教裁判所式的刚性同盟。自由和宗教的结盟,促成了一种宽松的相对主义氛围,私人的恶德与公共善性矛盾地融合在一起。人们信持一种中庸的德性,不追求高度排斥感的一致性(296页及以下)。由于宗教并不试图吞噬其他社会要素,因此,在英格兰,独立追求知识的大学早早兴起,持续不衰。牛津、剑桥以及苏格兰的四所著名大学,担负起了建构思想帝国的任务。科学精神不仅推动人们了解宇宙奥秘,而且促使人们任意探索公共空间。加之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有效结合,让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服务于工业生产,结果产生了综合英格兰现代转变诸条件的知识革命,不仅为公民社会输送了结社文化,而且为立宪民主提供了新型人才(228页及以下)。加上英格兰的理性教育传统、语言的平民性、艺术的个性化,造就了一种平和、民主的民族性。这使得英格兰早早就养育了族群认同的民族统一感,无论身在何处,总是心系英格兰。人们既有浓浓的怀旧感,但又不受制于昔日的感情与制度。他们热爱变化,但是害怕革命。因此,他们能够混合各种典型制度而成就一种混合政体;规避狂热,但心怀信念;低调内敛,但热心公共;谨守规制,但酷爱自由。他们把现实与幻想、民主与特权、欺骗与正派奇特地混合起来,成就了一种典型的现代民族特性(274、322页)。最后,终于独辟蹊径,开创了英格兰道路:前述一连串事件使得英格兰把一把连环锁的所有零件安放到了它们各自的准确位置上。英格兰成为了率先创制现代模板的国家。

英美之外仿现代

英格兰在十六世纪完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世界建构任务。这是英格兰具有的历史独特性与文化独特性共同催生的结果。在英格兰以外的地区,无论是欧洲的其他区域,或是东方的中国、印度与日本,都不具备有利于现代转变的条件。与欧洲大陆相比,英格兰独特的日耳曼文化与欧陆的罗马文化,相差甚远。日耳曼人是田园民族,这使他们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强的调适能力,但罗马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古典城市文明,这让他们的文化基因单一化;日耳曼各族是具有商业头脑的民族,但罗马文明更是一种政治法律发达的文明形式;日耳曼人不以明确的法律身份生活在共同体中,罗马文明则非常看重公私法律对人身份与角色的规定;日耳曼人以对男性和女性同时追索世系开出了相对平权的财产继承制度,而罗马人始终从男性追索世系。这样的差异,造就了两者之间种种的不同。因此,当英格兰在十三世纪开始向现代世界挺进的时候,欧洲大陆尽管也出现了相似的局部变化,但始终没有办法跟英格兰的相关变化媲美。罗马文明塑造的欧陆文化,始终由强大的国家权力、封建制度、宗教势力、法律身份左右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进入现代世界的阻力,显然比英格兰大过不知多少倍。而英格兰正是以相互对抗的多种势力,如强大的君主、强大的教会、新兴的商人、农业共同体、强大的贵族,相互之间较劲,但谁也无法全盘胜出,产出了一个不同于古代旧制度的现代市场经济、政教分离、公民社会与立宪民主支撑的崭新国家体系。

这样的变化发生在十二至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已经显示出英格兰完全不同于欧陆大部分国家的现代性质。在起始阶段,“英格兰曾有一度不算孤案”(349页)。英格兰与苏格兰差异不大,法国、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许多地区诸多因素相仿。十二世纪,“英格兰与欧陆大部分地区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分流”,前述英格兰的现代因素有增无减,而“欧陆国家都走上了另一个方向”:一方面,国家与教会结盟,让新观念、新制度的探索风气窒息;另一方面,身份等级的法律规定越来越严格,阻碍了社会的广泛流动;再一方面,欧陆的制度僵化特征愈来愈凸显,出现了反现代的频繁战争、繁杂税收、严苛司法。这个时候,英格兰以及欧洲部分地区与欧陆大部分地区,成为鲜明不同的、旧制度与新世界相对照的两个天地。“此时的英格兰已是一个‘现代’世界,也就是说,四个主要的领域已经分离并形成制度。”不过,“这些纵横交错的‘现代性’表征之难得,就好比谚语中的骆驼穿过针眼。这绝不是举手之劳。借用罗斯托的‘飞机起飞’隐喻,这需要一条长长的‘跑道’,以便长时间地加速,然后通过一个强大的引擎一飞冲天”,因此,“英格兰发生的情况有着显而易见的例外性”(353-354页)。

英格兰兀自进入了现代,而且显得如此形单影只,罕有来者。然而,一旦英格兰开辟了进入现代世界的道路,它的辐射作用便无法阻挡地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一方面,这体现为英格兰的世界影响力,犹如一个西班牙学者所说的,“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而我们的曾孙将在其中长大成人并进入耄耋之年的未来世界也仍将充满英格兰性,犹如希腊化世界(Hellenistic world)充满希腊性——或者更好,充满雅典性。”从现代世界来看,“有不少事物历来被认为是英格兰的‘出口产品’,其中较重要的有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民主政治范式、英格兰法律的多项原则、现代科学的多个侧面、包括铁路技术的多项技术。同样重要的还有语言”(357页)。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英格兰成为所有现代国家之进入现代的效仿对象。在这些国家的名单中,美国似乎是个例外,因为它相当完整地、创造性地移植了英国的现代模式。麦克法兰甚至将两者作合璧观。在整本书中,除开对美国移植英格兰现代模式波澜不惊的描述外,麦克法兰指出了欧陆国家效仿英国的艰难困苦。这对欧陆国家曾经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因为,英格兰确实因为“充当了第一个逃离农耕文明的样板,供其他社会效仿”(7页)。但沿行各自国家发展轨道,而又努力切入现代的各个国家,都有一个保留多少自身的文明传统为宜,同时如何分离关联在一起的四大领域的难题(8页)。这是一种谈何容易的改变。

从欧陆国家效仿英格兰现代模式肇始,逐渐向亚洲、美洲、大洋洲乃至于非洲推展的现代变迁,在仿效英格兰的结果上次第呈现一种衰减效应。美国与英格兰的同文同种,几乎是横移英格兰模式,因此不具有仿效英格兰的示范性。欧陆国家几乎是经过两三个世纪(十七至十九世纪)的转变,才完成了英格兰式的现代国家建构。十九世纪后期,这一现代转变转移到亚洲的日本,二十世纪上半叶,纳入了苏联部分地区。到了六十年代,除开美、日两个分支外,现代转变基本上是“欧洲奇迹”。直到八十年代,印度、南美和中国才开始现代意义的工业化(11页及以下)。而此时的世界,还有颇多地区与国家尚未开启现代转变的大门,还在探头探脑地观察和欲迎还拒地品评“西方式”的现代对于本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不过结论已经武断地做出了,只要一个国家尝试进入现代国家行列,就不得不仿效英格兰的现代国家建构方式。

通过麦克法兰的描述与分析,借助他的广征博引,人们完全可以知晓现代转变中英格兰的绝对先行性。只要人们不拘执于麦克法兰著作的意义,一方面不过是重建英格兰例外论与优越论的看法,另一方面不过是重建反拨后现代理念的中心与结构,那就必然会同意,英格兰确实远远领先于欧洲绝大部分地区,踏入现代世界的门槛。假如这个结论得到承认,那么,就意味着关于现代世界诞生的一些流行性结论,不得不接受颠覆性的命运。首当其冲的结论,就是对现代国际社会冲突和对立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论题,即现代是“欧洲”或“西方”的独创果实,是从西方扩展向全世界的。这样的结论,在麦克法兰的论述中被彻底消解了,不会再具有强大的观念煽动力了。因为,只是在英格兰启动和成就了现代世界模式,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欧洲”或“西方”创制了现代。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根本就不成立。因为欧洲都是学习英格兰才完成现代转变的。西方不过是英格兰现代模式扩展成功后的文化概念。这一后置的概念,完全不能说明、证实在此基础上的所谓西方主义、东方主义的论述。两者不过是撇开了现代世界的真正典范,虚构起来的文化理念。这倒是真正具有颠覆现代主流论述的后现代意涵。但麦克法兰对现代的辩护却真真切切是声情并茂的。这对东西方国家中大量出现的西方先进与东方落后的对峙性论说,绝对是一个彻底的校正。人类进入现代世界,从起源上讲,面对的不过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继起性关系,而未尝面对古来先进或一直落后地区的冲击反应关系。

这个时候,倒真有一种书内阅读快感催生的书外政治快感。他提醒人们,不要再拘执于对抗“西方”的情结上,抗拒现代变迁。事实上,只是英格兰一个小小国家的现代示范,就启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转动巨碾。其间,不存在整齐划一的“西方”现代对非西方强制现代的政治对立事实。这就无需在各有传统的文化荣耀心中徘徊良久并拒绝向现代世界迈进。

向中国诉说什么

麦克法兰撰写此书,直白地表明,“我是有的放矢,专为中国读者而写作的。” (4页)这样的道白,可能会让中国人浮想联翩。一个国际著名学者,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演讲,然后为中国读者撰写这么一部专著,实在感人。感动之余,怎能不促使中国人深沉思考现代世界诞生史,转而认真考虑中国的现代转进问题呢?

缕述麦克法兰对英格兰现代世界诞生史的系统性陈述,似乎感觉不出他对中国这种深切关注的思虑焦点为何。猜想一下,也许他在提点中国人进入现代世界的不易,或许是在提示中国人建构自己的现代国家需要下综合工夫?倘真如此,似乎有点打击中国人迈进现代世界的信心。一方面,麦克法兰在书中时时处处指出,中国古典传统与英格兰的现代转变绝对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作为个人主义文明的范型,英格兰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大门。作为集体主义范型的中国文明,似乎先天被隔绝在现代世界之外。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宗教)领域也未能实现分离。假如中国人试图学习英格兰迈入现代世界,“由此产生了一个未来问题:中国是否将要,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沿着西方道路走下去,走向一种原子化的(atomized)、各领域分立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另外,中国又应当将自己的关联性文明(relational civilization)保留多少为宜。迄今中国已让它的市场经济基本上自成一体,但是它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仍处于互嵌(embedded)局面,尚未自成一体”(8页)。这简直就是告诉中国人,你们的现代化前景堪忧。但另一方面,麦克法兰又指出,恰当此时,中国需要一份关于进入现代世界的简明扼要的论述,以为借鉴,让中国人在晦暗不明、前景堪忧的现代世界建构中分辨自己的发展道路。诸如英格兰四大领域的有效分离、丝丝入扣的变化、混合体制的建构、中庸道路的抉择,在在启发中国人择定自己迈向现代世界方案时,不可盲目求进、急功近利。这是一种颇具善意的提示。就此而言,麦克法兰这部著作有着对中国人仅凭GDP就快速迈入现代世界的苦口良药效应。再一方面,麦克法兰论述英格兰率先进入现代世界的方法进路,对中国人极具启发意义:一者国人不要将现代视为道德优越性的产物,因此对传统道德表示轻蔑,拒绝激活有利于现代转变的传统资源;二者国人不要认为有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发展道路,因此需要抓住偶然的机遇促进现代发展;三者国人不要认为只有英格兰才具备现代基因,需要明确,由于所有现代基因几乎来自英格兰,乃至欧洲之外,因此中国是不缺乏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积累的。这对中国迈进现代世界,无疑有一种激励作用。

麦克法兰是深切了解中国努力迈进现代世界的历程的,尤其是对当下中国的变化了然于心。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启动市场经济,让经济领域相对独立,接下来就应该在社会、政治与宗教(意识形态)领域下足功夫,才有希望真正迈进现代世界,不至于半途而废、前功尽弃。虽然麦克法兰并没有具体论述中国迈进现代世界的有力条件,但在他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有利于中国继续自己迈进现代世界的条件:一是中国已经自主启动了迈向现代世界的经济步伐,因此具备了创制现代国家的主观条件。二是有英格兰的前车之鉴,美-欧-日仿效英格兰的经验教训,以及对中国高度关注的发达国家的学者如麦克法兰自己对其发展的建言献策。三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已经凸现出来。“中国未来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个性,屹立于风诡云谲的21世纪,一方面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类似于西方在走向充分现代(modernity)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问题:何种因素能将一个文明团结成整体?”(5页)针对这两个重大问题,规划目前中国发展模式,有利于避免中国掉入发展陷阱。四是麦克法兰对英格兰转变的长程历史论述,启发中国人耐住性子,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变,杜绝一步登天的现代建国意欲。这也许就是麦克法兰在书里书外对中国人滔滔不绝诉说的基本要义。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中国读者阅读麦克法兰此书,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后果:对那些认同国情特殊论的读者来讲,会欣然同意作者对英国进行的似乎是特殊主义的描述和分析,进而断定中国只有走自己独特的现代发展道路,才能够成功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变,这就对英国经验关上了大门;而对那些认同现代普世价值与制度安排的读者而言,会从作者的描述与分析中,引申出一些现代发展的基本经验与进路,从而为中国刻画一条类似的、踏入现代世界门槛的进路,甚至由此推出一套高度仿真的现代转型方案,英国似乎为中国打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通途。这两者的判断都有理据。但中国显然不能在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对峙之间,发现国家迈进现代世界的通路。观念先导的现代世界建构,常常会陷溺于意识形态之中而难以自拔。我们必须知晓,现代世界不是一套抽象观念支撑起来的观念大厦,而是生动活泼的社会变迁结果。因此,国人不必要陷在观念争执中,反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实践探索:须知现代要领虽然由英格兰给出了,但各个国家的现代转变只能独自摸索。英格兰的现代转变表明,绝无模仿而成的现代世界,只有创造性切入的现代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有一种进入现代世界的悲情主义。一种被动挨打、被西方人欺凌的受害者心境,严重妨碍我们理性、平和地对待国家的现代转变,阻碍国人像英格兰人那样慢步但有力地向现代推进。好在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产出相对富足的物质财富,逐渐让中国人恢复了自信心。此时,麦克法兰对英格兰迈向现代世界的历史社会学描述,实在足以给国人正面的启发,就此而言,他这本书就犹如自己所估计的那样,“对中国读者大概是有价值的。”(8页)如此,我们就可以诚心诚意地接受麦克法兰重新塑造的英格兰这个现代典范,不至于再像拒斥“西方”那样拒绝其作为中国的现代楷模。